胜利日!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

摘要: 硝烟远逝,记忆犹新!

11-02 17:48 首页 北京日报

硝烟远逝,记忆犹新!


9月3日,是每个中国人都该铭记的日子。14年浴血奋战,3500多万同胞伤亡,72年前的这一天,终于迎来中华民族的胜利。


如今,硝烟散去,和平安宁,然而曾经那段血泪写就的过去不能忘,那场不屈不挠的抗争不敢忘。今天,祭奠死难同胞,更提醒你我:勿忘历史,吾辈自强!



2005年,北京日报曾邀请到几位抗日老战士,为读者讲述当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亲身经历。这些老人年事已高,这些资料如今愈加珍贵。今天,就让我们重温这些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,致敬抗战老英雄……


“一包白糖帮我脱了险”


张大中
  

1920年出生,1938年参加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,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,不久奉调晋察冀城工部。解放后,历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、北京市委宣传部长、市委秘书长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。


1945年春天,我从晋察冀根据地回到北平搞地下工作。抗战快胜利了,平西交通站根据上级指示,通过农村的交通员用毛驴将一批晋察冀画报送进城,再由北平的地下党负责发放、宣传,以鼓舞群众斗争的士气。我和交通员约好在西直门一家小旅店见面,接收这些画报。
  

我在北平念的中学、大学,有很多同学、朋友,因此每次来北平,落脚地很多,总有地下党同志的家庭为我做掩护。那天晚上,我又来到地下党员黄仕琦家中开会。黄家住在西单地区辟才胡同附近。开完会了,我要走时,黄仕琦看我有点感冒,就说:“我们家有很多白糖,你拿一包去吧。”那时候,白糖可是个金贵的东西,我就收下了。
  

书包里放着两三本晋察冀画报,我就把白糖放在画报上面,那包白糖大概有两三斤重,把画报遮得严严实实。本来作为地下党工作人员,我们身上是从来不带秘密文件的,因为那时日本人对中国人搜查得很严,如果身上带有什么文件,很容易暴露行踪,落入敌人手里。
  

那天我也想到了这一点,但又想不会这么巧吧,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当晚9时许,我骑着自行车刚从辟才胡同上了西单大街,一队日本宪兵迎面而来。“干什么的?”一个日本兵喊道。我懂点日本话,就很自然地下了自行车。
  

“带的什么东西?”日本兵问。我连忙打开书包,主动撕开包白糖的纸,用日语说:“是白糖。”日本兵抓了一把闻了闻,确认是白糖无疑,挥挥手让我走了。好险!要不是这包白糖,后果不堪设想。
  

采写 │ 黄秀丽

摄影 │ 孙戉


“亲耳聆听彭德怀的抗日宣传”


刘涌
  

1934年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开始从事革命活动。1938年5月入党,同年8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。1939年调入中央社会部,任机关党委书记等职。解放后任北京市公安局代理局长,市委常委、市政协副主席等职。  


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后,日寇大举进攻上海、南京、河北、山西等地,气势凶猛。当时我在同蒲铁路任副站长,每天看到的都是溃逃下来的国民党部队,还有乘车或徒步逃难的人群。日寇飞机天天狂轰滥炸,一时间,人心惶惶。
  

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,1937年八九月间,突然有这样一支部队,由同蒲路乘火车北上,在国民党军队不断向后方溃败的同时,冒着枪林弹雨向前线进发。这支队伍就是一个月后创造了著名的“平型关大捷”的八路军115师!而我也有幸参与到115师物资补给与队伍运输的保障工作中,并亲耳聆听了彭德怀在车站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宣传,亲眼目睹了民众们抗日信心的倍增。
  

115师每到一站就抓紧向民众进行抗日宣传,让铁路员工与沿线的群众看到了希望。彭德怀副总司令、115师师长、副师长等八路军将领都先后在路经介休站时,向车站员工和当地民众发表讲话,号召民众起来共同抗日。那时候,国民党部队往下退,八路军部队往上开,老百姓拥护谁自然就不用说了。八路军一来,很多老百姓就自动涌来听讲话,不少青年人报名参军,铁路上的进步员工也纷纷想投奔八路军。铁路党组织从维持铁路正常运营、保障抗战前线运输的大局出发,再三劝说员工坚守岗位。
  

1937年11月,太原、榆次相继陷落。日寇沿同蒲路南下,战事日趋逼近。我们顶着敌机的轰炸坚持工作,直到来年2月听到日寇的枪炮声后,才有组织地撤出了介休站。


采写 │ 侯莎莎

摄影 │ 戴冰


除汉奸为遇害群众报仇


蒿文卿 


1944年在河北大名府地区参加革命。解放后曾任北京市西城区房管局党委书记。

  

卢沟桥事变发生时,我还在河北大名府(现河北省大名县)上小学。不久,29军撤到大名府,日寇尾随而来。一天晚上天刚黑,日寇用大炮轰塌了城墙的西北角,外面不断传来枪声、炮声、喊杀声和拼刺刀的声音,一直到清晨。早晨,满大街都是穿着灰色军装的29军将士的尸体,穿黄军装的日军尸体也横满街头。这一仗,我们败了,29军撤出了城。不久,我们全家就离开了大名府,回到附近的魏县老家,我在那里参加了儿童团,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  

1943年,抗战形势转好,在党的领导下,我们开始发展地下组织。当时我们有三套班子:区委、农救会和区公所,我是区农救会的副主任。我们三套班子隐蔽在漳河河套中的几个村子里,晚上出去发动群众,发展组织。一天晚上,我正在一个农户家做工作,就听外面不断有枪声响起,后来才知道是有特务告密,暴露了我们的行踪。由于不熟悉环境,日军走错了门,把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国民党区长(当地的地主)给抓了起来,日军一听说被捉的是区长,便认为完成任务,收兵回到碉堡里去了。我们三套班子的负责人则赶紧转移,保住了党的组织。

  

第二天传来消息,国民党区长被放了回来,而2名抗日家属和4名无辜群众却被敌人杀害了,我们心里非常悲痛。不久我们查出了告密人,区政府把他枪毙,除了一害。解放后组织上继续追查此案,将参与告密的两个地主也镇压了。

  

采写 │ 王东亮

摄影 │ 饶强


“永远忘不了替我牺牲的战友”


赵化风


1938年3月入党,1941年调专区文救会。解放后曾任北京经济学院党委书记。

  

那是1942年的一天,我当时任第四专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主任。那天傍晚,我带着四位同志从正定出发到专区开会。路上不仅要经过敌人的封锁沟,还有3个敌人的堡垒,简直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通过。为了不暴露自己,我们不走大路,低声说话,在大路旁边的庄稼地中前行。

  

路上,我们警惕地快速行走,曲阳桥村工会主席见我背的东西太多,硬要帮我拿。我推托不过,只好把腰间的一个布包交给了他。凌晨时分,快到平山郭苏镇时,我们五个人突然与偷袭郭苏镇的日军遭遇,曲阳桥村工会主席和我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,一起向东跑。

  

跑着跑着,就发现前面有一条山沟,山沟里有一条河,顺水走就可以返回正定。但我不会游泳,就是跳下去,也很难从水中逃生。就在我决定往山上跑的时候,那个曲阳桥村工会主席一下就跳下山沟,没想到正好跳进敌人骑兵隐蔽的地方。更没想到的是,他身上帮我拿的那个布包让他白白替我送了命。

  

那个工会主席替我拿的包里有我的整风文件、笔记本和钢笔等物品,敌人在抓到他时,搜查了他身上的这个布包,由于我任区长时敌人通缉过我,那些日本人就以为抓到了我,于是枪杀了那个工会主席,日本人还对外发布消息,说抓到了区长赵化风,已经处决。

  

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,替我牺牲了生命。每每想到这件事,我心中就十分不安。8年抗战中,有多少有为青年为国捐躯,光荣牺牲,我们这些幸存者,能够享受胜利的成果,过着幸福的生活,想起那些英勇献身的战友、同学,就食不安、寝不寐!



采写 │ 刘昊

摄影 │ 戴冰


我家地道藏干部


杨奎刚


1930年10月出生,1939年参加儿童团,1944年2月参加八路军,1947年入党。

  

我父亲是民兵,因为群众基础好,我家被推选为村里的“堡垒户”,这就是说,党组织派干部到村里来,我们得负责保护。父亲带着我在北房和西房间挖了个白薯窖,平常放白薯用。实际上,这个白薯窖是条地道,通向西屋的牲口房,出口就在牲口房的北墙下,里面藏六七个人没问题。

  

有个干部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。一天清晨,大约两三点钟,耳边传来奶奶急促的声音:“鬼子来了!”父亲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那位干部藏进地道,还没来得及重新躺下,门口响起一阵剧烈的敲门声:“快开门。”院子里站满了日本兵,有个汉奸将日本话翻译给我们听:“你们家藏着干部没有,地道挖在哪儿了?”当听到我们一家三口坚持说没有的时候,一个日本兵用枪托朝我父亲的头狠狠戳去,顿时鲜血直流。看到我们一口咬定“没有”,日本鬼子气得胡乱翻了一通就走了。有惊无险,那位干部在我们的保护下顺利完成了任务。

  

采写 │ 贾晓燕

摄影 │ 戴冰


编辑 │ 曾佳佳

内容来源:北京日报资料库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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